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就想去以色列了，而今年十月七日开始的战争看起来都在以色列的控制范围之内，或者可以这样想，将来如有一天在南中国海发生了针对福尔摩萨的军事冲突，那么在大国帝都，甚至是更靠近沿海的魔都生活的人们也大可不必惶惶，于是我在十二月的第一周登陆了特拉维夫。
1）深入灵魂的安检
世间若有十分难，这次入境以色列可以独占其中九分。第一难纯粹是天灾，因为土航的首班延误，我错过了所有连接航班，以及安息日前最后的入境机会，被迫在雅典停留三十几个小时，入境点也改到了拉纳卡。在登机手续之前，还要经过一道以色列安全部门拷问式的审讯。第一位年轻的女安检官还算和颜悦色，向我一一询问了这些问题：你从哪里来，你去以色列做什么，住哪里分别住多久，在以色列有没有认识的人，目前工作情况，等等。关于工作问题的细致程度，让我一度误以为我是来以色列面试工作，而我甚至掏出了领英。然后她开始翻看我护照上的出入境记录，接着问我，为什么去土耳其，干了什么，待了多久，接触过哪些人…我答完以后，她用同样的问题问了马来西亚，我不知道其他新加坡人被问到为什么去马来西亚的时候是什么感觉，这像极了问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信耶稣，因为答案就在主词里，那根本是与生俱来的事情。我应付完了所有问题，她将我的护照交给一个面无表情的女安检官，在她们短暂的交谈后，开始了第二轮询问。她跳过了个人信息的部分，直接问我在以色列的行程如何安排，如何找的旅行团，事先是否认识任何本地的团体个人。然后把土耳其和马来西亚又问了一遍，特别是提到马来西亚的时候，我略有点不耐烦地对她说：“这些问题我刚才回答过了，你可以和同事交流一下。”这位女官机械式地回答说：“是的，我们有必要提出同样的问题。”我只好庆幸自己疫情后还没去过印尼和其他中东国家。应付完了无面女官，审讯才过了一半，接下来是一个中年男检查官，他比较关注我的动机。
“你的行程是什么时候安排的？”
“最近。”
“你看新闻吗。”
“我看了。”
“说说为什么要来以色列。”
“因为有假期。”
“那你不怕导弹吗？”
“我不会是目标的，导弹打我不够本。”
“你大概是疯了吧。”
“你放心，我不会去加沙的。”
他试图用所有理性来理解我的意图，最后能确认的只是我什么都知道但又无所谓的态度，然后他在我的护照上贴了一张小黄纸，在字母T上画了个圈，签名并交给了最后一位男安检。这位守门人看了一眼我的行李，对我说：“你的所有行李不能进客舱，有什么要带上机的现在拿。”
我知道虽然没有得到足够信任，但终于快过关了，“里面有笔电，而且我没有购买行李托运。”
“这些你不用担心。箱子不能上锁，需要检查。”
我从包里取了一本书和行动电源，将包拉好，并把行李箱的锁打开，交还给他。他翻了下我的书，拿出里面的金属书签，问我：“这是什么？”
“书签。”
他两指捏住书签，在自己脖子上比划了一下：“这是刀片。”
我连忙和书签切割关系：“你可以拿走。”
他看了看我的样子，把书签和书还给了我，但是收走了手机数据线，“这个不行，到特拉维夫机场拿。”我吓了一跳，万万没想到自己身上竟藏了这么多的凶器。
这时，时间过了差不多一小时，而登机柜台前的人已经不多了。在守门人的陪送下，我办完了登机和托运手续。经过海关和机场例行安检，去特拉维夫的登机口在大厅的尽头，步行有十分钟的距离，这里十分宽敞，设置了一些隔离带，登机口在候机厅右侧，而左侧入口处有一个七八平米大小的小黑屋。快到登机的时候，我又一次见到了那位守门人先生。他抽取一些将要登机的乘客，带去小黑屋门口排队。作为本班机可能唯一的T，我从一开始就被特殊照顾，这次自然被抽中，排在队伍最后一位。守门人一个个地把人送进黑屋，过了许久又带出来，和航空的地勤沟通，一起走进登机口，消失了几分钟后，再独自回来，带下一个人进黑屋，如此往复。我时不时地看着手机上的时间，等到起飞时间已经临近，而队伍前还排着三四个人，我提醒守门人先生我的起飞时间，他并不看手表就叫我不用担心，他会让飞机停到每一个人都登机。
等我进入小黑屋时，起飞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分钟，而航班的地勤也还在登机口等待。小黑屋被隔成前后两间，里面有两个特种兵般身材的门神般的男人，第一个负责所有随身物品的检查（除去现金），另外一个负责从头发到脚趾的身体检查。物检男除了检查物品本身，还叫我打开手机图库，翻看里面的照片和视频；而体检男叫我享受免费按摩，然后上上下下摸了十五分钟。他们虽然卖相难看，但是态度比先前的询问官要好很多，于是我跟体检男开玩笑地说，我开始喜欢上他的服务了，谢谢他帮我省了五十欧。两门神开始大笑，因为见我带着迈凯伦的队帽，体检男轻松下来后，跟我聊起方程式，说他支持法拉利。走出小黑屋时，地勤还在空荡荡的候机厅等待，而我对守门人先生说，这是最难的安检，守门人送我到登机口交给地勤，对我说：“没错，我们是第一名。”
在原定出发时间的四十五分钟后，我登上了拉纳卡向特拉维夫的航班，飞机驶向了跑道。
2）现成的战争通识课
战争开始后的航班封锁，加上安息日，本古里安机场人数寥寥，一晚上也只有几个本地航空的抵达班机。通向入境大厅的走道两边，挂着两百多个十月七日之后被哈马斯掳走的人质海报，从几周的待哺婴儿到九旬的耄耋老人，每一个都是和战争无关的平民。海报上除了大幅生活照，还清晰的标注着各自的年龄，姓名，失踪日期，以及一条醒目的“带他/她回家”标语，提醒着每一个正在回家路上的以色列人，这些同胞还身处囹圄。
机场的海关入境处均匀的分成本地护照和海外护照两个区域，而海外区只有一个窗口开放且无人排队。回答完几个入境目的，逗留时间，以及关于战争的常规问题后，很快就被允许入境。而取完行李到入境，还有几道分属于机场，警察和国防部门的问询，安检和登记流程，与登机相比都要容易很多。
延续了一周的哈以停火协议在这个安息日结束，而在以色列恢复了地面进攻以后，哈马斯也开始了反击。载我的出租车在距离市区还有几公里远的时候，一阵划破地中海宁静的警报响彻长空，随之而来的是延续几十秒钟的隆隆炮火，我清晰的知道那是真枪实弹，而距离市区也至多只有几公里。司机叫大卫，他大声问我：“听到了吗？”
“是的。”
然后他用F开头的英语问候了哈马斯，让我怀疑在希伯来语里面是不是缺少这种直抒胸臆的语汇。
这时，前面的车都渐渐停了下来。
大卫下车和其他司机询问了一下情况，并一起问候了哈马斯后，向我解释，“道路要封锁几分钟，他们（指军人或者警察）会确保安全后放行，我们只能等等了。”
“停火前也经常这样吗？”
“运气不好的时候一天有三四次。”
“那挺糟糕的。”
“是的。”
“会有危险吗？”
“一般没有，危险的时候就跟着人一起跑吧。”
五分钟后，交通恢复。大卫载着我继续开往酒店。
晚上大约十点，我到达了当晚的酒店，那是在海岸边的一处老宅翻新，门面很小，大厅里空无一人，正门上了电子锁。我敲门没有回应，打了电话，没人接听，我拉着箱子沿着房子绕了一圈试图找到其他入口，也最终失败。回到正门处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一对本地青年夫妇用磁卡开门，我跟着进了酒店，并主动询问，“不好意思，我今天入住，但是大厅平时是这样没有人的吗？”
他们也是客人，男青年的英语很好：“你打过电话了吗？”
“打过了，没人接听。”
男青年很热心地在柜台前找了找，说：“一般柜台服务到十二点，这里有个应急电话，我帮你问一下。”
我并不想耽误他们时间，就说：“没有关系，你们可以先休息，我就在大厅等等。”
男青年耐心的跟我普及常识：“朋友，你是第一次来以色列吧。在这里永远别等待。有可能你等的人再也不会来了。”
我不再拒绝他的帮助，想到了刚才的防空警报，心想：“是不是进了防空设备还没出来？”
男青年已经拨通了应急电话，用希伯来语交谈了几分钟后，他向我解释：“这家连锁酒店在附近有其他店，前台现在过来，大约要五分钟。”
我对他们表示了感谢，而他们还不是很放心，认真的指导我这个东亚门外汉：“如果听到防空警报的话，到导弹落下，还有大约一分半钟的时间，你可以到地下一层的防空洞。而这里的走廊是防空结构，也很安全，就在大厅后面。不要待在大厅，这些落地窗很危险，大多数伤亡都是玻璃割伤。要是你在外面，没有覆盖的话就原地趴下，减少冲击面积。”
我认真的听着，一一记下，对他们的好意再次感谢，并与他们道别。等来酒店的接待，我办好入住，进到房间，而他们的话还在冲击着我。距离赎罪日战争已经过去整整五十年，而以色列人对战争的精神准备仍然深入骨髓。这对普通青年，他们一旦拿起武器就是合格的的军人，这个不大的酒店，也因此变成不落的堡垒。生于和平安于静好的我，在这一天之前，从没有想过突然一天离家的孩子永不归来，或是约好的朋友下落不明，或是回到熟悉的家却再无亲人，这些影视剧般的场景会真实的发生，而这是眼前这些人的父辈祖辈经历过和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的现实。这个千万人口的小国每家每户都有亲人或者朋友在前线战斗，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回来。贵如以国总理的内坦亚胡也在恩德培行动中失去了哥哥，那位当时的校级军官是那次成功的人质解救行动的最高指挥，也是以方牺牲的唯一一人。加缪说，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我想，以色列人都深深地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3）带他们回家
即使是战争中的冬天，特拉维夫依然充满活力。清晨七点不到，天已经亮开，沿着海岸线慢跑，散步的人越来越多，海滩上三五成群的年轻人在玩着足球，排球。九点左右，商店陆续开门，道路繁忙起来，车水马龙，络绎不绝，如果不是偶尔见到全副武装的军警在街道巡逻，和少数几个挎着自动步枪的普通民众，这里和任何一个大都会别无二致。卡梅尔市场熙来攘往，且井然有序，各种新鲜食材，蔬菜水果，供应充足。用作料理的香料，中东特产的橄榄，蜜枣，以及手工艺品，礼品手信，琳琅满目，没有哄抬的物价，也没有抢购的人潮。相比于我几个月前所见因过度封控而造成的萧条，我想，盲目的政治永远比突然的战争要可怕一万倍。
以色列的冬天日落很早，饭后的我无所事事，来到了酒店顶层的露台。长方形的露台大约有二十几平米，而我到来之前，已经有个貌似阿拉伯裔的青年男坐在靠墙的沙发，享受着二十度的地中海海风。我拿了杯水在他不远处坐下，而他主动和我攀谈。
“请问，你从哪里来？”他的英语是很浓的地中海口音，而且听得出来不常使用。
“新加坡，在亚洲的另一边。”
“啊，听说那里很小也很棒。你在特拉维夫是工作，还是休假？”
“我有一周左右假期，就来了这里。”
“现在这个时间，不太能遇到游客啊。”
确实，我在白天没有看见几个游客，景点也关了很多。战争开始以后，所有旅行社都停止了以色列的行程，而我在猫途鹰上预定的本地出发的一日游参团也因为没有其他团员而全部取消。我跟他聊了下所见所闻后，礼尚往来的问起他的事情：“你是哪里人？”
“我是以色列人，我家在纳哈里亚，十月八号北方开火以后政府让全城撤离了，然后我就一直住在这里。”
“这里很安全，可是物价也很高呀。”
“政府负担了酒店住宿和用餐的全部费用，而且他们安排我在这里工作，目前在一家公立医院做软件工程。”
“你会希望战争早点结束，然后和家人一起回家吗？”
“回去了可能也没有家，”他笑了笑，虽然无奈但是看得出他并不忧伤，而是一种船到桥头自然直的率真，“这里很安全，工作也不错。战争结束的话，或许是个机会去欧洲其他地方找工作，这里确实太贵了。”我很高兴听到这些，这里的人并没有因为不幸而消极绝望，而是关注自我，接受现实，努力适应，积极改变。人生不会一直顺利，而当面临难关的时候，至少使自己成为合格的对手。
在特拉维夫是可以真实的感受到战争的压迫感的。这里的街头巷尾，广场社区，张贴的不是商业广告，电影海报，而是一张张人质的照片，和一幅幅带他们回家的公告。在市中心阿兹列里中心附近的主道旁，在博物馆前的广场上，有大量的人质家属和志愿者聚集，他们拉着标语横幅，呼吁民众支持，并且互相安慰，一莲托生。他们的抗议诉求并非针对哈马斯暴行，也不是口号式的意识形态，而全都指向以色列当局，包括激进的右翼政策，疏漏的情报工作，灾难发生之后的军队调度不及时，以及营救人质的迟缓。在面对难关的时候他们努力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归因于外部势力，这对于我这样一个习惯了中文叙事格式的外人是很不习惯的。在那个制度优势领先的先进大国里，相比于解决问题，他们更热衷于撇清责任。人们只有歌唱祖国的时候才会聚集起来，而一切灾难的原因只能是天灾或者是外部势力，如果找不到这类原因就让它没有原因。在路过卡普兰街市府大楼附近时，一位人质家属叫住了我，那是一位鹤发银丝，八十多岁的犹太老妪。“你的背包需要一个丝带吧。”那是象征人质平安归来的黄色丝带，我放下背包与她交谈：“您的家人还没有回家吗？”
“是的。”老人精神面貌很好，或者焦虑被很好的修养掩饰了起来。
我并不知道该如何给她鼓励，只是想到了我带来的李光耀一百硬币。“我想我也有件东西给你。”我取出硬币交给老人，“这位是新加坡国父。我们的国家很小，也有过种族问题，但是他把一切都做得很好，我们非常的安全，非常热爱和平，也许这个硬币能给你好运。”
“这太特别了。”
我同老人道别，并从心底祝愿她和家人早日团聚。
4）巴勒斯坦的青年
耶路撒冷的物价只能用黄国昌老师的名言来形容“真的太离谱了。”因为下雨，我从西墙打车上橄榄山，再回到雅法门，行程四公里，计费一百五十新谢克尔（约四十多美金），那个阿拉伯老司机使劲塞给我他的名片，“我的朋友，明天去伯利恒或者哪里，都给我打电话。”而我只能皮笑肉不笑，收起卡片回酒店处理。
第二天，我选择了阿拉伯公交三〇一，谷歌地图说它会停在距离马槽广场步行八分钟左右的车站。而当阿拉伯司机叫我下车的时候，我有点傻眼，因为那是个叫拜贾拉的小镇，距离伯利恒还有四公里，司机摇着脑袋说开不过去了，再用手指着前面的路口对我说：“这里的路封了。”摇头司机并非骗我，前方路口设置了路障，还有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和英语写的警告牌，大致意思是说，前方是巴勒斯坦A区，以色列人禁止入内，否则违法，后果自负。（巴勒斯坦有三种区划：A区由巴勒斯坦完全控制，C区由以色列完全控制，而B区由双方共同控制。）我很快理清了思路，这个假言判断的意思是说，当以色列人的条件为真的情况下会触犯法律，否则顶多是后果自负，而四公里的路程大约两个多小时能回来赶上返程公车。靠近路障，岗哨的警卫也没有阻拦我通过，于是我走进了A区。路障的另一边，几十辆出租车将道路完全阻塞，一众巴勒斯坦司机追着拉我上车，而我由于昨天的教训，只是低着脑袋看着地图默默走路。没过五分钟，我就开始后悔，这里下雨湿滑，道路泥泞，而且由于是巴勒斯坦地区，手机也没有移动信号，我像是瞎了眼的瘸子在陌生的街市蹒跚前进。这时有个司机追上我，“伯利恒十谢克尔，上车吧还很远。”
我有点愣住，还想着昨天的四公里一百五，“是马槽广场吗？”
“是的。”
“我到广场就行，不去其他地方。”我跟他确认行程，我知道他们的办法是先上车再加价。
“没有问题。”
不出所料，在我上车后，司机向我推荐两百和一百五的路线套餐，他努力说了很久，我最后也同意两小时后他接我返程，一共五十，他看起来对这个计划十分满意，用力跟我握手表示确认。下车时，我记下他的车牌，约好地点，他叮嘱我说，“朋友，别跟这里的司机说话，他们只要钱。”我再次愣住，试图找出他和这里的司机两者的区别。
马槽广场只有寥寥的阿拉伯人，而商店九成关闭。伯利恒很小，两个小时绰绰有余，而返程路上我和司机哥开始闲聊。
“这里真是冷清，不能想象现在是圣诞假期。”
“一团糟，以色列杀了两万多巴勒斯坦人，还在继续。”
我静静听他叙述。
“你知道吗，有多少以色列人住在我们的土地上，越来越多。而我们这里到处都是检查和隔离，去耶路撒冷要办许可证，每个月交七百美金才能在那里工作。”
“留在这里工作不好吗？”
“这里的旅游业全毁了，而且那里收入高三倍，可是现在完全过不去了。你看这里的白色车牌都不能出巴勒斯坦，以色列的黄色车牌才能过去。”
“战争结束的话，你会过去工作吗？”
“旅游业恢复了留在这里就行，旺季收入不错。”
他有两个孩子，也努力工作，而战争令这里的生活举步维艰。这也是普通巴勒斯坦人的两难，他们选择战斗，却深深承受着战争的痛苦，或许只有一个世俗政府才能让这里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
5）旅行的意义
无论外面多么支离破碎，来到死海的人永远悠然自得地享受着海疗。按照标准作业流程，先泡海浴冲去海水，然后在身上涂满乌漆墨黑的海泥，把自己抹成一粒松花蛋，再在阳光下晒干。时间在这里变慢下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我在海边的快餐店里，点了汉堡和饮料，悠闲地读书，看着人来人往。那个身材美好的年轻女服务生在点完单后，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目光闪烁的说：“您的书签真是好看，请问这是哪里买的。”
这是那片在入境前被当成刀片的小物，我告诉她：“中国北京，这上面雕的是长城。”
“啊，太美了。”
我只以为那是一般的客套，而那女生在给我送餐的时候直球出击：“请问，我能出钱跟您买这个吗？”
我从没被提过如此奇怪的请求，不过也没有犹豫就回答她：“不行，它不是商品，但可以是礼物。”
我把书签递给她。她惊喜地收好，高兴而并不做作：“真的很感谢你。”
我礼貌的对她微笑。死海真像是以色列的世外桃源，这里的人单纯而乐观。
回到耶路撒冷住了几天，有一天在耶胡达市场用餐，邻桌的犹太青年和我交谈起来。一阵寒暄过后，那位女青年问起我在这段时间来以色列的原因。我认真的想了一下，其实除了一直很想来以外，没有特殊的原因，于是我就略带官方的告诉她，以色列和新加坡是很好的朋友，我们在建国的时候得到了大量来自以方的帮助，我想通过一些方式来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她说：“其实只是在这里看到你，我就很高兴了。这太重要了。”
她的话对我也同样的重要，这正是我这一周的全部意义。我想到了那些广场上坚持呼吁的家属，西墙边和我交谈的预备军，老城里下课的学生，大屠杀纪念馆中寻找祖辈生平的孩子，即使英语生疏，他们也会主动和我问候，从他们略带兴奋的语气中，我可以清楚得感到以色列人渴望得到来自世界的爱的强烈愿望。他们大多热爱和平，而争取和平的代价就是用强大的武力给邻国带来恐惧，在通往天堂的道路铺满地狱的鲜花。五十年前的赎罪日战争，高明的政治家用自己生命的代价，以空间换取时间，以土地交换和平，或许这也是最好的解答。
（后记）
真正走近战争才能理解和平的意义。以色列人希望铲除哈马斯后重建加沙，但是那几万平民的伤害又会滋生多少新的恐怖主义？巴勒斯坦人自己选择了哈马斯而使加沙沦为一寸山河一寸血的人间地狱，而哈马斯的形成又恰是由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高压控制，这就像是个莫比乌斯之环，这一代人因为被杀而杀戮，下一代人又将因为杀戮而被杀，战争就是个潘多拉之盒，一旦打开就没有正义。
关于这场哈以冲突，在新加坡之外的中文环境，由于政治立场，大量媒体都对哈马斯的恐怖组织本质避而不谈，反犹旗帜鲜明。而在繁体中文里，出于自身的受压迫地位，也对以色列多采取负面报道。而我这一周的经历和观察也终算是不虚此行了。
于2023年圣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