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为何两次上街
第一次学生上街，是有组织有领导的吗？没有人领导，没有人组织，自发的。为了悼念一个好人胡耀邦，为了这个好人无端地被废黜了，大家更加沉痛，因此出来表示哀悼。就是为了表示“我认为：邓小平是错的，胡耀邦是对的。”就是这么个意思。学生表达之后就满足了，因此在胡耀邦追悼会后， 学生们就陆陆续续回到学校里去了。当然也有一些学生还没有回去，主要是外地的，他们可能要在北京探亲访友再看看。
第二次学生上街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第二次学生不仅出来上街了，而且人数更多了呢？因为是邓小平要他们出来。我这个话，大概很多人不同意。邓小平不是说不喜欢学生出来吗？不对的，邓小平要学生出来。邓小平怎么要学生出来上街的？就是通过4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说这是“动乱”，把悼念耀邦的学生说成是“动乱”。这是给学生戴上一个政治帽子，而且是一个可以镇压的政治帽子。
学生已经开始回到学校，而且大部分学生已经回到学校，本来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的，如果按照当时（中共）常委的决定，（学生上街）这个事情就没了。
当时的常委决定是三条，是赵紫阳提出来的，他说：第一条，追悼会已经结束，我们要劝学生回校继续上课。实际上这也是多数学生的要求和行动，他们正在回学校。
第二，赵紫阳说：千万不要动用警察，除非发生打砸抢烧这类事情需要警察维持秩序，不能动用武力。动用军队？更是连想都没想，没有人想过要动用军队。
第三条，赵紫阳说，学生实际上是有些要求的，有很多要求。这些诉求怎么解决呢？我们用开展“社会协商对话”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
如果当时说是“动乱”“暴乱”，我说唯恐天下不乱的组织者领导者只有一个人，就是：邓小平。连李鹏本人在23日自己日记中还写；把紫阳送走后他立即找乔石，积极地把常委决议写成文件，而且该文件确实是发了。这些都是历历在案可以复查的。在4月23日李鹏送紫阳回来，他还没有想到过要说学生是“动乱”，还没有 想到过以后的事情。
问题发生在后来，现在我只能这样说：恐怕只有邓小平一个人是心里有数的。这就非常像文化大革命，文革时，谁知道文革是什么东西啊？我看没有一个人知道，林彪不知道，陈伯达不知道，要被打倒的刘少奇也不知道。全国只有一个人知道，就是它的发动者领导者组织者，毛泽东，他知道。
六四这个悲剧，很多人说是因为学生要怎么怎么样，其实学生已经回去了，为什么一定要把学生“找”回来呢？是谁要把他们“找”回来？是邓小平！邓小平为什么要把学生找回来呢？就是为了镇压？要他回来再镇压他？到底邓小平的动机是什么？我说不清楚，只有邓小平知道，我不知道李鹏知道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杨尚昆知道不知道。
反正我认为：在4月23日白天，除了邓小平，没有一个人知道。但到了4月23日晚上，全中国一共有3个人知道：一个姓邓，叫邓小平，一个姓杨，叫杨尚昆，一个姓李，叫李鹏。（因为）他们三人在4月23日晚上有一件事，这件事李鹏日记里面提到了一下，马上就“瞇”掉了，不再说下去了。
23日的李鹏日记是这样写的，第一句话是：（晚上）“我到杨尚昆那里，”但李鹏没写是杨叫他去他那里？还是李鹏主动去杨那里？第二句话是：“杨尚昆叫我见小平，我说；你也一起去，他同意了。”然后就没有了，什么话都没有了。去了没有呢？23日去了没有呢？没有说。如果去了，什么时候去的？很多人都说是25日去的。
但是关于23日李鹏日记有了这么一句话以后，24日的记录是这天马上就把北京市委找来了，要求汇报，而且立即决定：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这是24日晚上。
鲍彤：赵紫阳从朝鲜回来，我是第一个去的。我去的时候，赵紫阳屋里有人，谁？当时我不知道。后来我知道是乔石。这是4月30日晚上，我跟赵紫阳只讲了一件事情，我说4月26日这篇社论不好，27日星期天，北京全市大游行，是这篇社论激起的。我说：这篇社论李鹏说是根据小平的意见写的，我认为：一定是没有把问题说清楚，而激起了社会矛盾。我说我自己到街上去看，看了以后非常痛心，这上面的标语是这样写的：“反对垂帘听政”，“邓小平教导我们说：让大家说话，天不会塌下来”。我跟紫阳说：27日游行大街小巷统统是学生，有大学生，但是我认为：支持学生的是市民干部包括警察。紫阳当时一句话没说。
两三天后，紫阳跟我说：“我找了很多领导人谈了话，也找了民主党派的人，你的意见是对的，那篇社论是有问题的。”赵紫阳是过了几天以后才跟我说这话，他很慎重，并没有在我说以后马上表态说我对还是不对，没有，赵紫阳要调查研究，要了解情况。
当时真正压在邓李心上的最最沉重的第一位的问题，难道是学生问题吗？请看李鹏日记5月21日载：李鹏急于请求邓的，是快快开会“解决赵紫阳问题”。邓的秘书则根据邓的老辣经验，明确答复李鹏：必须等解放军进城以后，开会才更有把握。是啊，不在刺刀底下开会，靠得住吗！由此可证：不是“解决学生问题”，而 是“解决赵紫阳问题”，才是邓李心中性命交关的共同的重中之重。
至此，我们有充分理由进而探讨一个全新的问题：邓小平高呼“动乱”的动机，到底是想制止学生上街，还是意在激怒学生，唯恐学生不上街？设想一下（当然只是设想）：万一学生人人躺平，一切照常，后来的结果又将如何？邓李还有能力提请中央开非常会议“解决赵紫阳”吗？还有什么借口“挽救国家挽救党”？
我想顺便指出，赵紫阳也许被当时的李鹏认为是对头，可历来不是邓小平的天敌。李鹏日记5月28日载，邓的牌友，非常熟悉邓内心活动的丁关根，亲口告诉李鹏：李先念早在1988年就向邓提出要搞掉赵紫阳了；当时邓对李的答复是，时机不成熟；如今1989年5月，经过慎重考虑，邓才下了决心。前一句是邓小平拒绝李先念的婉辞——当时的赵紫阳是我邓小平所倚重的长城，你李先念休做白日梦！后一句才是邓的肺腑之言：既然赵紫阳业已明白无误支持学生悼念胡耀邦，等我邓小平百年之后，赵不可能不做批邓秘密报告，不可能不替胡耀邦翻案，不可能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邓小平居然这样小肚鸡肠吗？胡耀邦最有经验。毛泽东制造的冤案，邓都可以允许胡耀邦平反；唯独经过邓小平手的，高饶案，刘伯承案，粟裕案，要平反难如登天。百分之99点999右派分子的个案都已经具体平反了的“反右派运动”仍被邓小平认定为“必要”的。原因无非就是邓小平本人当时荣任着全国“反右”领导小组的总组长。
本文不打算讨论个人品德。但是李鹏日记，关于5月13日下午，有几句非常别致而又无人能懂的话：小平要国家主席杨尚昆紧急赶来转告我李鹏：他邓小平今天耳朵聋，赵当天下午对邓说的，他邓小平什么也没有听见。这是什么玄妙口信，有谁能破解这个谜？但我碰巧知道5月13日下午赵紫阳对邓小平讲的是什么事， 也碰巧知道邓小平“都同意”的是什么。那天下午，邓小平在杨尚昆面前亲口向赵紫阳宣布，对赵紫阳处理学运的整套方案“都同意”！赵前脚走，邓立即差遣传令兵国家主席杨尚昆，十万火急密告李鹏：我邓小平耳朵聋，赵的方案我刚才完全没有听见，因此我的“都同意”就是都不算数！
我何以知道这个“都同意”的故事？因为赵自4月30日回京之后，天天要求见邓小平谈学潮，邓天天拒绝，一直拖到5月13日上午，才电话通知，说下午可以见。那天赵紫阳特别高兴。此前13天，赵作了大量工作，找各方面人士磋商，提出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通过各界协商对话的总体设想和在高级干部中进行廉政和整改的一些初步措施，并在5月8日和5月10日分别在常委会和政治局会上基本上取得共识。赵急于想听到邓本人的意见。我那天下午也特别兴奋，几乎整个下午我就呆在空无一人的赵紫阳本人的办公室里。快到晚饭时，紫阳回来了。我问：“小平同志什么意见？”紫阳照例不紧不慢悠悠然回答我：“嗷，都同意！”我当即回到研究室向研究人员宣布：小平都同意。
邓小平有点聋，不太聋。更何况赵的一举一动天天都有各种人通过各种渠道向邓即时汇报。正因为太清楚赵紫阳的方案，邓小平才必须赖账，怕赵紫阳开会传达。然而，邓小平为什么要搞这一套阴谋？我不敢妄议。但肯定不是为了纠错。如果纠错，应该派杨向赵本人更正啊，为什么十万火急派杨尚昆这样一个大传令兵去向毫不相干的李鹏传达密旨呢？
赵紫阳的整套方案里有一个启动点——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义正式撤回《人民日报》的“426社论”。我估计，这正是他5月13日下午向邓汇报的重点。我这样估计的根据是：在赵要求见邓而不得的13天中，赵本人曾多次向杨尚昆提出这个建议，并先后转请阎明复许家屯也同样向杨建议。赵非常坦率地认为，正是这篇社论发出了错误的声音，伤害了爱国的学生。解铃还须系铃人。这是回避不了的。既然要跟学生对话，就必须承认“426社论”的错误。没有这一点诚意，对话就是空的。公开表达诚意，才能把学生和市民团结起来，成为谈判和改革的挚友和动力。对赵紫阳的这一主张，杨尚昆一直不表态，翻来覆去老是说，不要急，慢慢来。所以我估计，5月13日赵终于有了机会见邓，最紧要的话是这个。邓小平答复“都同意”中的“都”，我估计也不可能把这个最重要的意见排除在外。——郑重说明，这是我的估计，我有根据，但不敢武断肯定，只希望1989年5月13日邓赵谈话的录音尚在人间，没有被毁。
现在我想需要回顾一下赵的后续行动。赵当然不知道军委主席邓、国家主席杨尚昆、国务院总理李三人之间那些乌七八糟的勾当。既然邓“都同意”，赵就抓紧落实。赵的5月14和15的日程都已排满，16下午是和戈尔巴乔夫会谈。会谈完毕，赵立即赶回勤政殿开常委会，议题是完整的，就是肯定学生爱国并撤销《人民日 报》“426社论”。赵没有宣布或暗示邓小平已经“都同意”，只是陈述了自己的理由。在肯定学生爱国的措辞上，李鹏争辩了几句，后来看到杨尚昆姚依琳都不太积极，李也就不再反对，终于通过了。所以次日各大媒体，都报道了赵紫阳代表常委肯定学生爱国的新闻。
问题主要卡在撤销《人民日报》社论上。李鹏姚依林杨尚昆都声称这将“伤害小平同志”，坚持不能撤销。紫阳反复说明，本来就是我们常委自己错误地向小平同志反映了情况，因此一切应该由我们常委负责；人民知道小平同志支持我们常委知错就改，非但不会伤害小平同志，而且无疑将提高他的威望。乔石和胡启立都明确支持赵的方案，李鹏姚依林则坚持反对。杨尚昆支持李姚，但不是常委。常委议事规则规定的是多数决定制。这次是赵乔胡三人赞成，李姚二人反对，本可通过决议，为慎重计，赵决定搁置再议。因此，5月17日上午赵才要求单独见邓。邓的回复是“可以”。邓要赵下午几点钟（我记不清了）准时到住处。赵准时一到，邓小平就向赵摊牌了。
细节很重要。但我没有看到有关人物写过这次摊牌的任何细节。我当然不相信无关人士的描绘。我只知道赵紫阳本人在当天傍晚亲口对我和他的秘书兼中办副主任张岳琦二人的口述。我记得赵紫阳是这样说的：
今天打官司。姚依林全赢了。我全输。我本以为是我和邓两个人谈话，想不到是邓主持开常委会。我去时，他们早到齐了，杨尚昆也到了。姚说我的亚行讲话最坏，发出了（和邓不同的）两种声音。今天作了决策。什么决策我不能告诉你们二人，因为要保密。我说“有决策比没有决策好，但这个决策我执行不了。”邓说，“总书记还是你（赵）。”我回来想了一路，我必须辞职。你们给我写个辞职信。我问，辞一个（总书记）还是辞两个（加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答：两个都辞。
根据赵紫阳当时对我和张岳琦的口述，我认为有几点是肯定无疑的：
第一，所谓“赵紫阳不该在戈尔巴乔夫面前把邓小平抛出去”这个传播最广的罪状，根本没有在摊牌会上出现过。因为，赵紫阳必须把“邓小平虽然退出常委但仍然是中共的最高领袖”告诉全世界，这是中共中央的正式决议，而这个决议恰恰是邓在1987年7月7日亲自提出的；最雄辩的是，李鹏早在1989年4月27日，通过传达的方式，就已经把邓小平赤裸裸地整个“抛出来”一次了，还用得着等到5月16日赵紫阳再“抛”第二次吗？！
第二，主攻手姚依林显然是被邓小平选定并经邓亲口培训的。不过也真难为了姚依林。邓小平叫5月17日的姚依林狠狠抽了5月8日的姚依林的耳刮子。姚依林很少说别人“好”，唯独对赵紫阳5月7日的“亚行讲话”说过好，因为实在无懈可击。5月8日那天，常委会尚未正式开会，在聊天，杨尚昆说：紫阳，你昨天讲得好！第一个响应的，恰恰就是姚依琳的连声“讲得好讲得好”，不甘落后的李鹏也紧跟说：“我近期见外宾，也要呼应一下。”如果5月8日常委会的录音没有被毁，我想应该都查得到。同样是常委会，同样在杨尚昆的掌握下，5月8日是全体无异议赞同赵紫阳发出这个“第二种声音”；5月17日在邓小平核心的亲自主持下，却又以多数宣判：发出“第二种声音”是罪该万死。这是什么？这就是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机构的政治生态。
如果赵紫阳向邓小平妥协，能不能避免屠杀，减少损失？这个问题问得很妙。似乎，只要赵紫阳屈服，天安门屠杀由邓小平屠杀改换为赵紫阳奉邓小平之命下令屠杀，就能改写历史，纾解人民的痛苦，减少改革的损失。其实，一进入力量对比的领域，赵紫阳就输定了。恰如当年毛泽东对刘少奇——叫你抓四清：右了， 是包庇走资派，左了，是形左实右；叫你到大学去抓文化大革命，不派工作组，是听任学生向党进攻；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没有好结果。要整你就非整到死不可，这是中共至少从毛泽东以来的传家宝，邓小平不过是毛泽东的学徒之一而已。
“邓小平为啥这么干呢？什么导致邓赵在64前发展到绝裂？”
李鹏问赵：学生悼念耀邦，我们什么态度？赵答：耀邦是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自己就在纪念，没有理由阻拦学生。邓知道后，认为赵是赫鲁晓夫，将来必平反耀邦，批邓。陈云李先念早要撤掉赵，邓本来没有同意，这下子邓陈李合流。问题是师出无名， 无法向中央全会解释…
所以务必激怒学生，闹得越大越好，叫赵去镇压！赵不服从，是分裂党，下台！如服从，下令开枪是大罪，同样下台。请看时间顺序：23日下午紫阳赴朝。当晚邓立即找杨李。第二天常委会，成立“中央制止动乱领导小组”。李鹏在常委会前还特别关照温家宝：鲍彤不得出席。第三天，邓宣布动乱。第四天，出社论…
紫阳回国，天天要求见邓，谈常委和政治局会议对处理学运的讨论意见。邓天天拒见。拖了半个月，5月13才见，杨尚昆在场。赵向邓谈了民主法制协商对话的原则，特别谈了廉政的一些具体设想。邓说了三个字：“都同意”。赵一离开，邓叫杨赶快告诉李鹏：“我耳朵聋，没听见赵说些什么”，显然…
显然是为了赖掉“都同意”的帐，怕赵向常委传达。5月17日，邓突然通知赵到他家中，紫阳准时到，却是开常委会，全体早已到齐。姚依林首批赵五月四日亚行讲话，杨尚昆提出军事戒严，邓同意。赵表示执行不了，怕误事，请求辞职。邓说，总书记还是你！又说，常委办公室里有坏人！李鹏说，鲍彤已经泄密了……
后来证明，李鹏是下午预测鲍必在当晚泄密，可恨当晚鲍开会，是请大家冷静守纪律，无一字涉及军队戒严。19日，中办通知紫阳主持电视公开宣布戒严，但当天清晨医生已诊断他脑缺血。赵请假三天。三天后，没有人理赵了。赴朝当天，赵电话线系统全换。回国后，赵警卫系统也换人。事实上，赵一回国就被软禁。
说明两点：
1，我没有证据。我的根据是我的亲历和《李鹏日记》，是李鹏自己，把他和邓小平、杨尚昆之间的来往记录下来了。
2，我只记录事实经过，不讨论理论，不总结经验教训，不研究必然性偶然性。但如果我的回忆中有事实性错误，不论巨细，欢迎指教纠正。
鲍彤：我认为六四以后，我们建立的制度就叫“六四制度”，就是说：党，可以以政府的名义，以军队的实力，为所欲为领导一切。因此发生了非常明显的问题：“大六四”过去了，“小六四”不断。“大天安门事件”成为历史了，“小天安门事件”层出不穷。凡是在中国城乡群体提出诉求，被维稳力量镇压下去的，被军队警 察维稳人员镇压下去的，实际上层出不穷的“小天安门事件”。07年08年我记得当时报纸还登：去年群体事件多少万，或是十几万。大概公布过两年还是三年，我记不清楚了。后来就再也不公布了。再也不公布的理由？我想不是更少了，而是更多了。我计算一下也就是全国几分钟发生一起，都是动用警察军队维稳力量把提出诉求的老百姓镇压下去。我把这个称作“小天安门事件”。“大天安门事件”没了，“小天安门事件”延续下来层出不穷，遍布全国城乡。有因为政治问题的，更多的是因为经济诉求的：拆我的房，判我的罪。低端人口，也在就是无产阶级无产者。这是一个。
同时还有一个：既然有这么多“小天安门事件”，说明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天安门体制”。这个体制就是说：凡是领导看不惯的东西，不喜欢的东西，必须消灭！